《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叙事反讽【徐燕原创】

《最后的常春藤叶》的叙事反讽

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杰作《最后的常春藤叶》,中外阅读与批评史上向来颇多精彩解读。作为叙事性文本,小说《最后的常春藤叶》成功运用叙事反讽艺术,通过绝望/希望、绝情/温情、道德/艺术等悖论元素形成了强大的叙事张力,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为艺术而生”之艺术精神的无比崇尚。若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和结构反讽三个层面分析文本,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透视作者隐藏于文本深处的叙事意图。
文本关于希望与绝望的悖论反讽,集中体现在人物琼珊身上。反讽在于叙述者总是有意地掩饰或控制着自己的“直接观点”,同时以“非常”形式暴露被反讽对象感情上的虚假之处,以此巧妙地表现叙述者智力或情感上的优势,并与读者分享这种精神优势。对于琼珊而言,肺炎意味着死亡,这是贫困艺术区里的事实。琼珊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等最后一片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如果将期待最后一片叶子凋落作为事件看待,叙述者先后表达过四次之多,是叙事频率中所谓多次叙述一次发生的事情。通过频率增强,叙述者意图强化琼珊对死亡的渴望,对摆脱痛苦的渴望;读者的阅读印象因此也自然指向琼珊的绝望。但这只是文本表层意义,隐藏于文字之下的深层意义恰恰与此相反,这是通过言语反讽达成的叙事意图。此间反复出现的“等”字,其表面的等待之意与潜在的坚忍之意,使我们看到琼珊对生的渴望。苏艾在与医生的对话中,转述了琼珊“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海湾”的艺术追求。一个对生命完全绝望的人,不可能有如此渺茫的理想。这个憧憬性事件在文本中出现两次,第二次出现在琼珊脱离死亡危险之后,由她自己表述出来。大病尚未痊愈,首先想到的就是艺术梦想,她对艺术的追求与信念可见一斑。再者,琼珊将生存的可能寄托于自然之藤叶,已经表明她内心最真切的生之希望。因为一个毫无生之希望的人,根本不会寄一丝希望于外物。当然,她将生的希望寄托于自然之藤叶,本身就是艺术的思维方式,此“荒唐”之举亦非艺术家不能为。希望隐藏于绝望背后,反复展现琼珊绝望的哀叹与可怜,实是表现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坚强,隐现之间二者自然形成悖论与反讽。
文本关于温情与绝情的悖论反讽,主要体现在贝尔曼身上。贝尔曼作为失败艺术家出场,带有某种丑角的美学特征,尤其是其性格给人以绝情感,他的“极端瞧不起别人的温情”使阅读者产生厌恶感。当苏艾告诉他琼珊将生的希望寄托于风雨飘摇中的秋叶时,“他对这种白痴般的想法大不以为然,连讽带刺地咆哮了一阵子”。这样的表现对于同情琼珊处境的阅读者而言,无疑是增强了对他的憎恶与鄙夷,使不近人情的绝情者形象得以进一步强化。事件继续发展,贝尔曼称琼珊是傻子,说“因可恶的藤叶落掉而想死”是“怪事”,都是叙述者对绝情者形象的反复皴染。但细心的阅读者会发现,叙述者笔下的这个绝情者形象只不过是个幌子。首先冲决绝情者形象的是他的语言。他责怪苏艾说:“你怎么能让她脑袋里有这种傻念头呢?”似乎琼珊的想法是苏艾使然,多么无理的责怪。只有关心深切者才会有如此无理且无礼之责怪,他甚至因此而“没有心思替你(苏艾)当那无聊的隐士模特儿”。他的心思全在“可怜的琼珊小姐”身上,还可以从下文“他们在那儿担心地瞥着窗外的常春藤”的叙述中得到印证。至于文本尾部叙述他凌晨寒雨中完成杰作的追述,则是温情者形象的最高大之处了。尤其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他的温情是艺术家的温情,他以艺术创作实现别人生的希望,也符合他的硬汉艺术家特有的温情气质。欧・亨利作为一个具有反讽意识的作家,所塑造贝尔曼形象中的反讽艺术兼具情境反讽与言语反讽两者特质,而前后两次出场孕育的情境反讽,则在主题与结构上显示出具有整体效果的艺术张力。
文本中艺术精神与道德信念之间形成的反讽力量,主要源自文本精心结撰的结构反讽。观诸文本可知,结构上存在直接意旨和隐含意旨两个相异的结构系统,而其深层意旨指向表层意旨的裸露处并形成反讽悖反。从表层结构看,文本叙述的是垂危艺术家琼珊重获生命的故事,表现的主题是“穷苦朋友相濡以沫的珍贵友情”,抑或是“信念作为精神支柱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的透视更为真切,那么我们会发现在道德信念的表层结构之下,文本尚隐藏着关于艺术精神的深层叙事结构,而且两者之间是分裂悖反的。如果我们坚信温情与信念是作者叙事的根本追求,那么文本叙事内部必然存在不可理解的矛盾。如果将琼珊重获生命理解为信念的伟力,那么患上肺炎的贝尔曼也应当表现出这种品格,作者的叙事追求才具有内在统一性。如果将温情理解为叙事主题,那么贝尔曼因“画”叶而失去生命的叙事设计就不够真诚。因为贝尔曼完全可以像任何普通人一样,至少可以像苏艾那样,用更为日常生活化的方式帮助琼珊,譬如将最后凋落的那片叶子通过简单的方式粘到枯藤上等。故而,表层结构中的道德信念在贝尔曼形象面前无法解释,文本叙事呈现结构与逻辑上的矛盾与分裂。那么,文本叙事中结构反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透过叙述者的叙事铺垫,我们大致可以捕捉到作者关于理想艺术家或者说艺术精神的意见。不论是在艺术区中艺术元素与艺术氛围的叙述中,还是在对医生不理解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和生存法则的喜剧嘲讽中;无论是在对贝尔曼数十年蛰居艺术区的失意者形象的悲悯中,还是在对贝尔曼为琼珊之生而宁愿以画赴死的崇敬中;无论是在对贝尔曼貌似讥讽实则怜惜琼珊的勾勒中,还是在对贝尔曼张扬以生的叙事停顿与低调而死的错时追述中,我们都深切感受到叙述者对于贝尔曼为艺术而生的艺术精神的崇敬,他的温情是艺术家的温情,他的死是艺术家的死。这才是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想表达的真正含义。
《最后的常春藤叶》通过叙事反讽所蕴藏的“为艺术而生”的主题指向,使我们对作者关于艺术家的思考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理解。苏艾是一个将艺术作为改变生存处境之道的艺术家,她对琼珊的艺术思维不理解而视为荒唐,但愿意用艺术换取维持生计使琼珊脱离险境,她是一个道德上的好人,却不具备一个好艺术家的基本素养。她的所为是任何一个不具备艺术技能的好人皆可为的。琼珊是一个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悲观绝望的艺术家,但她仍保持着艺术家的思维。而贝尔曼则是一个为艺术而生的艺术家。他有远大抱负和宏伟追求,四十年来从未改变;即便二十五年来并无佳作,甚至以类似苏艾的方式谋生,但他始终不曾放弃作为艺术家的追求。贝尔曼喜欢琼珊是因为琼珊有艺术家思维,他能读出琼珊将生存希望寄托于叶子中的艺术家思维。他冒着凄风苦雨画上叶子,明知是要死的,但是他以艺术家的尊严和艺术家的温情来唤醒琼珊,既是希望年轻艺术家能明“为艺术而生”之道,又是表明自己为艺术而死的价值,他是为艺术而死。可以这么说,三位艺术家当中真正配称艺术家的是贝尔曼,琼珊则是具有艺术家潜质的准艺术家,苏艾只是有着艺术家名号的普通画匠,医生则是完全的艺术门外汉。
欧・亨利在《最后的常春藤叶》中注重叙事反讽的运用,以及创作贝尔曼形象时着力的种种文化隐喻,都足以说明作者对为艺术而生的艺术精神的崇敬,对贝尔曼式的理想艺术家的敬重,这是文本的真正叙事意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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