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荷塘月色》解读【李华原创】

朱自清为何“颇不宁静”——《荷塘月色》解读

百度“1927年”,你会看见当年7月的大事记:

3日 台湾爆发了“第一次中坜事件”。

13日中共决定从国民政府中撤出。

14日宋庆龄声明脱离武汉政府。

15日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共政变。

朱自清在北京清华园写下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25日 日本首相上奏日皇“田中奏折”,企图征服满蒙、中国和世界。

朱自清写作《荷塘月色》,竟然是一个与国际国内大事平起平坐的历史事件。

语文老师们在执教《荷塘月色》时,自然是不敢忽略“1927”这个时代背景的。没有人能逃离时代的漩涡,这是一定的,尤其是当时就生活在北平这一漩涡中心的人。

于是乎,朱自清的“颇不宁静”,“时代”就成了最好甚至是唯一的注脚。数十年来,语文老师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

孙绍振先生在《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一文中讨论过在这种社会学的政治视角之外,还应有伦理学的人性视角,认为朱自清独自漫步月下荷塘,是为了感受“超出了平常的自己”,以及“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的一种心灵的解脱”。

孙先生的这一观点,我很认同。不过,我们还需要在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之外,寻找更充分的证据。同时,在此之外,我还有另外的发现。

1

首先还是说说时代。

大多数语文老师对于朱自清既不选择“革命”也不选择“反革命”而是逃到国学的象牙塔里的这种“惶惶然”,一般都是用朱自清自己的这段话来进行诠释的:“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一封信》)

多一些阅读了解之后,你会发现朱自清的“什么也没有明白”,其实是再“明白”不过。

在《那里走》一文中,有这样一些句子:

无论你是怎样的小人物,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地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着它的威胁。

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拚命的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

到京后的一个晚上,栗君突然来访。那是一个很好的月夜,我们沿着水塘边一条幽僻的小路,往复地走了不知几趟。我们缓缓地走着,快快地谈着。他是劝我入党来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加入他们一伙儿工作。工作的范围并不固定;政治,军事固然是的,学术,文学,艺术,也未尝不是的——尽可随其性之所近,努力做去。他末了说,将来怕离开了党,就不能有生活的发展;就是职业,怕也不容易找着的。他的话是很恳切。当时我告诉他我的踌躇,我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我说要和几个熟朋友商量商量。后来萍说可以不必;郢来信说现在这时代,确是教人徘徊的;火的信也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我于是只好告诉栗君,我想还是暂时超然的好。这超然究竟能到何时,我毫无把握。

在这革命的时期,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军士们的枪,宣传部的笔和舌,做了两个急先锋。只要一些大同小异的传单,小册子,便已足用;社会革命的书籍亦已无须,更不用提什么文学,哲学了。这时期“一切权力属于党”。在理论上,不独政治,军事是党所该管;你一切的生活,也都该党化。党的律是铁律,除遵守与服从外,不能说半个“不”字,个人——自我——是渺小的;在党的范围内发展,是认可的,在党的范围外,便是所谓“浪漫”了。这足以妨碍工作,为党所不能容忍。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与诅咒。“浪漫”是让自己蓬蓬勃勃的情感尽量发泄,这样扩大了自己。但现在要的是工作,蓬蓬勃勃的情感是无训练的,不能发生实际效用;现在是紧急的时期,用不着这种不紧急的东西。持续的,强韧的,有组织的工作,在理知的权威领导之下,向前进行:这是今日的教义。党便是这种理知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着党的方式而生活,想自出心裁,是不行的。

我是生长在都市里的,没有扶过犁,拿过锄头,没有曝过毒日,淋过暴雨。我也没有锯过木头,打过铁;至于运转机器,我也毫无训练与忍耐。我不能预想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们有一种我现在还不知道的趣味,我的体力也太不成,终于是无缘的。况且妻子儿女一大家,都指着我活,也不忍丢下了走自己的路。

没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去破坏,去创造?所以新时代的急先锋,断断没有我的份儿!但是我要活,我不能没有一个依据;于是回过头来,只好“敝帚自珍”。自然,因果的轮子若急转直下,新局面忽然的来,我或者被驱迫着去做那些不能做的工作,也未可知。那时怎样?我想会累死的!若反抗着不做,许就会饿死的。但那时一个阶级已在灭亡,一个人又何足轻重?我也大可不必蝎蝎螫螫地去顾虑了罢。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革命者是无意或有意造成这惶惶然的人,自然是例外。

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只知道革命的:他们的眼,见的是革命,他们的手,做的是革命;他们忙碌着,紧张着,革命是他们的全世界。文学在现在的他们,还只是不相干的东西。再则,他们将来虽势所必至地需要一种文学——许是一种宣传的文学——,但现在的他们的趣味还浮浅得很,他们的喉舌也还笨拙得很,他们是不能创作出什么来的。

(1928年2月7日作,原载1928年3月《一般》第四卷第3期)

看,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朱自清。他十分清楚各种利害关系,并十分清醒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就如同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的签名,在当天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

所以,朱自清固然难以逃离时代的漩涡,但在重大选择面前,他从未优柔寡断,畏首畏尾;他心里“颇不宁静”,绝非仅仅时代的原因。

而且,如孙绍振先生所说:“如果是指‘四一二’大屠杀以后的政治苦闷,则从四月到写作时间,有三个月,应该说‘这几个月心里颇不宁静’。政治形势,对于所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同样的,朱自清的特点在哪里呢?还有,人的心灵是很丰富的,政治苦闷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断定在所有的文章中都要作同样的表达,那又如何解释根本不涉及政治情怀的《背影》呢?”(《超出平常的自己和伦理的自由》)

对此,孙绍振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一段话,我以为是更深入的诠释:“我们讲文学是人学,然而却往往忽略了人的丰富性。文本解读关键是对人的理解,而我们的语文老师在讲课文的时候往往把个性抽象化,把文章最生动、最深刻的地方遮蔽住了。一是用社会背景去遮蔽,二是用作者整个的人格去遮蔽。其实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的创新,每一篇经典的作品都有作者自我的一次提升。有的时候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甚至是半小时。在诗歌中,甚至就是一秒钟,自我情绪的一个眨眼间的转换。……贴近自我不等于贴近这个人的一生、一辈子,不等于贴近他概括的人格,不是的,有时仅仅是贴近他瞬间变化的心灵。”(《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

这“瞬间变化的心灵”,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刹那主义”。朱自清在1922年致俞平伯的信(原载《我们的七月》)中说:“我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价值,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

所以,要真正理解朱自清“这几天”的“颇不宁静”,还要警惕着,与社会背景保持适当的距离,与朱自清的整体人格保持适当的距离。

2

再说说自由。

朱自清心里“颇不宁静”时为何要独自漫步于月下荷塘?“自由”当然是最大的理由。

这种自由,就是退出一切角色,在独处中邂逅自己的灵魂。

首先是退出社会的角色。“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

可以不动手——白天里一切的案头事务,此刻都可以不理;可以不动口——白天里一切需要敷衍应酬的话语,此刻也不必挖空心思应对;甚至可以不动脑——什么都可以不想(当然,也有“什么都可以想”的自由)。

而白天,倘与生人相处,“你就得不时的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沉默》)

其次是退出家庭的角色。即孙绍振先生所说的“离开了妻子和孩子时获得了一种心灵的解脱”。

朱自清在《沉默》中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朱自清称这种美好的境界为“无言之美”。

然而,朱自清拥有怎样一个家庭呢?我们来看他在《儿女》一文中的描述和感慨:

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给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

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时,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天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们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折磨,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话,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

(1928年6月24日晚写于北京清华园的《儿女》,原载1928年10月10日《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

这让我很容易地就联想到了卢梭。

卢梭假想了一个“爱弥儿”,讲述了爱弥儿从出生到20岁的成长和教育历程,却亲手将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他在《忏悔录》中说:“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者追逐钱财的人。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忏悔录》第八卷,李平沤译)

以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逻辑,你很难理解卢梭的这段自我辩解。

然而无论是出于主观的无奈还是客观的无奈,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具有天赋之才的人,往往更注重自我的生命完成和价值实现,对他们而言,家庭,孩子,往往是拖累,是束缚,甚至是障碍。所以他们的人生,往往无法以庸常的道德观或价值观来衡量。他们活着不是为了养育后代,而是为了实现自己。

或许我们还记得这段对话:

“你每天干什么?”

“放羊。”

“放羊为了什么?”

“挣钱。”

“挣了钱呢?”

“娶媳妇。”

“娶了媳妇呢?”

“生娃。”

“生了娃,让他干什么?”

“放羊。”

……

那些天赋异禀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养育后代,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完成自我,实现价值,而且,非如此难以为安。所以许多西方名人独身终老,或者即使有孩子也不尽抚养义务。

较之中国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较少道德评判,所以在做选择时更自由更有勇气。但中国人,即使有天赋之才,往往也难以纵身一跃,只为自己任性而活。结果往往就是,因压抑自我而走向庸常,或者顾此失彼造成伤害(像梁启超这样的成功案例是十分鲜见的),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就是一个明证。

朱自清在1928年2月写作的《那里走》中说:“近年来为家人的衣食,为自己的职务,日日地忙着,没有坐下闲想的工夫;心里似乎什么都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萍见面时,常叹息于我的沉静;他断定这是退步。是的,我有两三年不大能看新书了,现在的思想界,我竟大大地隔膜了;就如无源的水一样,教它如何能够滔滔地长流呢?”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在《追忆朱自清》一文中回忆道:“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这样繁琐平庸的日常生活,销蚀着他的精力、才情与生命,加上一帮年幼的孩子“成日的千军万马”,一个人被世俗生活严重拖累,对于自己喜欢的事业,无法投注自己全副的精力与超脱的灵魂,内心自然会“颇不宁静”。

3

再说说江南。

心里“颇不宁静”,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月下的荷塘漫步,而不是其他地方?为什么要在末尾连续引用两首关于江南采莲的诗词?为什么“到底惦着江南”?江南,与他的“颇不宁静”有无关系?什么样的关系?

同样是从江南来到北平,郁达夫如鱼得水,朱自清却一直“水土不服”。郁达夫是为了饱尝故都的秋味而来,他情愿折去寿命的三分之二,来换取北国秋天的驻留;朱自清是为了现实生活而来,他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以生命来换取家小的生活。前者追求赏玩到十足的浓郁与极致;后者追求恰到好处的朦胧与中庸。前者是审美的动机,后者是实用的动机。

简单来说,朱自清离开江南,是出于稻粱谋,是生活的无奈,江南,才是他一辈子魂牵梦萦的地方,才是他灵魂最深处的归宿。他的“颇不宁静”,因江南而起,又因江南而息。

来看看朱自清的经历:

根据《朱自清年谱》记载,1920年8月,由北大校长蒋梦麟推荐,朱自清携眷前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就聘吴淞中国公学国文教员,不久,中国公学起风潮,朱自清先生转到上海,中国公学风潮结束后,到浙江一师教书。1922年初春,前往台州浙江省第六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3月,朱自清由他的北大同学周予同(温州市瑞安人,历史学家)介绍,来到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的前身)任教“国文”,又在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兼教“公民”和“科学概论”。当时在温州,教师一个学期只领齐三个月工资属司空见惯。朱自清要养活全家五口,又要赡养父母,从朱自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经常向马公愚、马孟容借钱。1924年2月,他迫于生计只身前往宁波的省立四中任教,但把家属留在温州,以省去一笔搬家费用。当时正值国内军阀战乱,盘踞江苏的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盘踞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发生“江浙战争”,盘踞福建的军阀孙传芳也属直系,为配合齐燮元,便命其师长彭德铨率部抄袭浙南,宁波的省立四中因战争暂时停课,朱自清面临失业的威胁,正巧上虞白马湖的春晖中学委托夏丏尊物色一名国文科教员,夏丏尊向他发出热情的邀请,才使他有了一个谋生的机会。1924年3月,朱自清前往白马湖春晖中学兼课,9月,春晖中学正式聘用。10月,赴白马湖春晖中学布置住家。朱自清本以为此番应该可以安定下来了,可是11月20日至年底,春晖中学起了风潮,学校提前放寒假,开除学生28人。由于风潮事件,匡互生、丰子恺、夏丏尊、朱光潜等人集体辞职离开春晖园。暂时没有合适去处的朱自清虽然留在了春晖,然良朋散尽,他也已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他在日记中说:“此后事甚乏味,半年后仍须一走。”

1925年,他在《“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中说:“我现在做着教书匠。我做了五年教书匠了,真个腻得慌!黑板总是那样黑,粉笔总是那样白,我总是那样的我!成天儿浑淘淘的,有时对于自己的活着,也会惊诧。我想我们这条生命原像一湾流水,可以随意变成种种的花样;现在却筑起了堰,截断它的流,使它怎能不变成浑淘淘呢?所以一个人老做一种职业,老只觉着是“一种”职业,那真是一条死路!”

同年,朱自清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颇想脱离教育界,在商务觅事,不知如何?也想到北京去,因前在北京实在太苦了,直是住了那些年,很想再去领略一回。如有相当机会,当乞为我留意。”次月,他又给俞平伯去信说:“弟倾颇思入商务,圣陶兄于五六月间试为之。但弟亦未决。弟实觉教育事业,徒受气而不能受益,故颇倦之。兄谓入商务(若能)适否?”此时,清华大学正托胡适物色教授,胡适找到了俞平伯,但是俞平伯没有去,他推荐了朱自清,得到了胡适的应允。在迷惘中彷徨的中学教师朱自清倏然间华丽转身,成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实在始料不及。9月4日,他致信胡适表示感谢:“适之先生:承先生介绍我来清华任教,厚意极感!自维力薄,不知有以负先生之望否!……”就这样,1925年8月暑期过后,朱自清一个人匆匆赶往北京,结束了长达五年的辗转。

按理说,在江南这几年的颠沛流离,应当是痛苦的记忆,然而朱自清在《一封信》中说:“在北京住了两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过去。要说福气,这也是福气了。因为平平常常,正像‘糊涂’一样‘难得’,特别是在‘这年头’。但不知怎的,总不时想着在那儿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的南方。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

而且,他在《说梦》一文中说:“我在江南时,本忝在愚人之列,照例是漆黑一团地睡到天光;……北来以后,不知怎样,陡然聪明起来,夜夜有梦,而且不一其梦。……却做不着一个清清楚楚的梦!成夜地乱梦颠倒,醒来不知所云,恍然若失。最难堪的是每早将醒未醒之际,残梦依人,腻腻不去;忽然双眼一睁,如坠深谷,万象寂然——只有一角日光在墙上痴痴地等着!我此时决不起来,必凝神细想,欲追回梦中滋味于万一;但照例是想不出,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怀念着些什么而已。”有一天,他实在闷得慌,乃决意进城去,在海淀下了汽车,找了一个小饭馆,“拣了临街一张四方桌,坐在长凳上,要一碟苜蓿肉,两张家常饼,二两白玫瑰”,酒入愁肠,情动于衷,就在那桌上写了一首《我的南方》:“我的南方,我的南方,那儿是山乡水乡!那儿是醉乡梦乡!五年来的彷徨,羽毛般地飞扬!”

为什么江南的记忆在朱自清心中挥之不去?仅仅因为那是他的故乡?

在更多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离开江南去往北平,对朱自清来说,变化的不只是自然环境,更有人文环境和生活方式。

再具体一点说,令朱自清魂牵梦萦挥之不去的,也许不是整个江南,而是白马湖,是他在春晖中学做中学教员的那段短暂的最美时光。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使得朱自清魂牵梦萦呢?

首先是自然美。

他写于1924年4月12日夜的《春晖的一月》中,有这样的句子: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那黑黑的细小的颗粒,脚踏上去,便发出一种摩擦的噪音,给我多少轻新的趣味。……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但三面映照起来,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马湖里,接着水光,却另有一番妙景。我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自己觉得小了。湖水有这样满,仿佛要漫到我的脚下。湖在山的趾边,山在湖的唇边;他俩这样亲密,湖将山全吞下去了。吞的是青的,吐的是绿的,那软软的绿呀,绿的是一片,绿的却不安于一片;它无端的皱起来了。如絮的微痕,界出无数片的绿;闪闪闪闪的,像好看的眼睛。湖边系着一只小船,四面却没有一个人,我听见自己的呼吸。想起“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诗,真觉物我双忘了。

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这种空旷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悦!……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决无笨伯的手泽。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一件礼物。

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的生活。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闲适的生活可说是春晖给我的第三件礼物!

大家是否注意到文中“一条狭狭的煤屑路”?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这条煤屑路带给他的新奇感受,是最接地气的质朴清新的感受。《荷塘月色》中,沿着荷塘,也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朱自清却偏偏选了这条“幽僻”的路,去月下漫步。

是怀旧么?还是希望能够沿着熟悉的小路,在想象中重回往昔的白马湖?又或者,荷塘本非荷塘,白马湖亦非白马湖,它们都只是人类回归自然的原始欲望?

海德格尔说:“城里人总担心,在山里和农民呆那么长时间,生活一无变化,人会不会觉得寂寞?其实,在这里体会到的不是寂寞,而是孤独。大都市中,人们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并不难感到寂寞,但绝对想象不出这份孤独。孤独有某种特别的源始的魔力,不是孤立我们,而是将我们整个存在抛入所有到场事物本质而确凿的近处。”(《人,诗意地安居》,上海远东出版社)

我想,这就是朱自清需要独处的更深层的原因,不只是要逃离社会角色,也不只是要逃离家庭角色,而是人类在灵魂深处的一种需要:超脱肉体和物质的沉重负荷,进入诗与思,进入自然的本真和存在的本质。也就是朱自清所说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

同时,深入《荷塘月色》的文字,我们会发现,江南情结,成了朱自清的精神印记。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写了如题所示的五种意象。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也写了五种意象:柳、莲、水、月、夜。

三处柳:“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我相信朱自清绝不至于只认识杨柳一种,但除杨柳以外,其他树的名字,全都被朱自清忽略。“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这一处简直是率真可爱的孩子气——将自己不喜欢的灌木妖魔化,丑化;杨柳的倩影却像是一幅画。“参差”“斑驳”“黑影”“峭楞楞”“鬼”;“弯弯”“稀疏”“倩影”“画”,用词的审美情感迥乎不同。“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这些树将一片荷塘重重围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树色一例是阴阴的,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丰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再次忽略其他树,而且,即便是在烟雾中,朱自清也能辨出杨柳的丰姿。柳,即“留”,语文老师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对江南的深深依恋,大约一开篇即在这杨柳的意象中弥漫开了。

两种莲:实景、虚境。朱自清花大量笔墨用各种手法描绘了清华园里荷塘中莲的实景,文末又连续引用两首关于莲的古诗词,营造了婉约清新明艳轻快的虚境。“采莲是江南的旧俗”,朱自清的江南情结和浩渺乡愁,只有清华园的荷塘略能抚慰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正如他所说的,“心的旅行又不以表面的物质世界为限”,“心的旅行也不以存在的世界为限”(《“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魂里梦里能够暂时回到江南,也是好的。

略有遗憾的水:“叶子底下是脉脉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无水不江南,这是清华园荷塘的小遗憾,也是令朱自清最终还是免不了要惦着江南的重要原因。不过,好在有“流水一般”的月光加以弥补。

恰到好处的月:“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酣眠与小睡,是类比的手法,意思是,月光朗照如同酣眠,固不可少;淡云轻笼的朦胧月光如同小睡,也别有风味。郁达夫不喜欢的“半开、半醉”的状态,正是朱自清欣赏的情调。“隔了树照过来”的月,就像一位画师,画峭楞楞的“鬼”,也画婀娜的柳的“倩影”。“塘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妙用通感,让月更具艺术的美感,如画,如诗,如曲。而“苍茫的月”,又让朱自清的心有一种水融于水的归属与契合。

翻转世界的夜:夜,对于朱自清而言,是“另有一番样子的世界”。夜是翻转世界的契机。一切在白天被搅乱的,夜为我们抚平;一切在白天被损耗的,夜为我们弥补;一切在白天被无视的,夜为我们呈现;一切在白天被麻木的,夜为我们复苏。朱自清在夜里,收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虽然“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虽然“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但朱自清所要的世界,本也不是蝉蛙的世界。在这样的夜里,他回到了回不去的故乡,也看见了看不见的远方。

其次是人情美。

使得朱自清魂牵梦萦的,并不只是江南的自然美,在白马湖,那种志同道合的醇厚友情才是他觉得这是“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的根本原因。

夏丏尊、丰子恺、朱光潜、匡互生等都是朱自清在春晖结成的莫逆之交,他们之间的友情比白马湖水更深、更广、更纯净。

在朱自清答应到春晖中学来之后,丏尊遂将此消息刊于《春晖》半月刊:“本校于寒假前聘定朱自清先生为国文教员,分授一组,朱先生兼任第四中学国文课,闻不久即可来校。”3月2日,一个“微风飘萧的春日”,朱自清来到春晖中学执教。当时《春晖》半月刊记载了这条消息:“本校本学期添聘的国文教员朱佩弦先生,自本月二日起到校就职。”

朱自清第一天去上课,夏丏尊带他进教室,向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介绍说:“朱先生年龄比我轻,但学问比我好。上学期我已介绍几篇他所写的文章给你们看,不是都觉得很好吗?现在请他教你们这一年级,我仍教一年级。”一番话使学生对新来的先生肃然起敬,朱自清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自清初到清华时遭遇的淡漠。他几经辗转赶到当时的教务长张仲述先生家里:“张先生出来了。他比我高得多,脸也比我长得多。一眼看出是个顶能干的人。我向他道歉来得太晚,他也向我道歉,说刚好有个约会,不能留我吃饭。谈了不大工夫,十二点过了,我告辞。到门口,原车还在,坐着回北平吃饭去。”(《初到清华记》)字里行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隔膜与淡漠。

在白马湖,朱自清一有空就和丰子恺、朱光潜等到夏丏尊的“平屋”去坐坐,赏花;好客的主人又常常留客人吃饭。朱自清不禁产生“如归”之感。在《白马湖》一文中,他深情地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几家接连着;丏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屋子里的陈设又常常变换,给人新鲜的受用。他有这样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地上他家里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调也极好,每回总是满满的盘碗拿出来,空空的收回去。”(《白马湖》,原载1929年11月1日《清华周刊》第32卷第3期)

一次,夏丏尊、丰子恺同在朱自清家闲谈,丰子恺见桌上有现成的笔墨,便为朱自清刚满4岁的阿菜(采芷)画了一幅肖像。朱自清见画上的阿菜实在神似之极,爱不释手,说,此画我有用,请夏丏尊写几个字。夏丏尊即在画的上方题了“丫头四岁时,子恺写,丏尊题。”后来(1928年)朱自清将此画制版,作了散文集《背影》的插页。

丰子恺的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就取材于白马湖畔友人聚会,一边饮酒一边闲聊,直到新月如钩,友人散尽。美学家朱光潜在回忆文章中曾说,当时“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下写成的。”自古文人相轻,他们却是文人相敬,相惜,相助,相促,当时的春晖中学,可谓群星璀璨,人文荟萃,一时无两。

这样的人情美,才是朱自清留恋江南,留恋白马湖的重要原因。不仅仅是同事朋友之间,师生之间亦如是。他在《春晖的一月》中说:

我到春晖教书,不觉已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我虽然只在春晖登了十五日(我在宁波四中兼课),但觉甚是亲密。因为在这里,真能够无町畦。我看不出什么界线,因而也用不着什么防备,什么顾忌;我只照我所喜欢的做就是了。这就是自由了。从前我到别处教书时,总要做几个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但在这里,因为没有层迭的历史,又结合比较的单纯,故没有这种习染。这是我所深愿的!这里的教师与学生,也没有什么界限。在一般学校里,师生之间往往隔开一无形界限,这是最足减少教育效力的事!学生对于教师,“敬鬼神而远之”;教师对于学生,尔为尔,我为我,休戚不关,理乱不闻!这样两橛的形势,如何说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说得到“造成健全人格”?这里的师生却没有这样情形。无论何时,都可自由说话;一切事务,常常通力合作。……感情既无隔阂,事务自然都开诚布公,无所用其躲闪。学生因无须矫情饰伪,故甚活泼有意思。又因能顺全天性,不遭压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较纯正。——春晖给我的第二件礼物是真诚,一致的真诚。

最后,还有生活美。

朱自清一到春晖,便“上下午各有课二小时”,以其丰富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自编教材,驾轻就熟,将课上得生动活泼,情趣盎然,很受学生欢迎。俞平伯1924年3月10日应邀到白马湖春晖中学时听他上课后,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评价说:“学生颇有自动意味,胜一师(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及上大(上海大学)也。”

为使学生扩大视野,春晖中学于春秋两季均安排旅游。朱自清热心此举,认为学生有必要接触更广阔的社会。1924年10月下旬,他和匡互生等先生率领第二团由学校动身,乘民船过绍兴到杭州作为期一周的秋游。出发前,朱自清布置学生写“途中见闻”的作文,要大家留意身边的事情;途中,朱自清和学生吃住在一起,给学生讲述沿途景点、传说故事、风土人情,如数家珍,学生被深深吸引。到了杭州,旅游中,他又与学生一起漫游景点,登山游湖,解释景点的诗文,杭城之游结束,学生增长了许多见识,回校后写出了一批好文章。

为了培养、激励学生的写作热情,朱自清在作文的批改上很肯花工夫。虽然他在春晖、宁波两地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但批改作文从不草草了事。如上面提到的学生文章里的好句子,他都用圆圈圈出来,特别欣赏的打上双排红圈圈。好的文章亲自挂到教室里介绍给学生,让他们“观摩”。并制作“写作成绩升降表”,鼓励学生投稿给刊物。

学生们常去他住处求教,他每问必答,绝不敷衍。因为来访的人多,朱自清索性在屋中放一张桌子,让学生们环桌而坐,不厌其烦地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往往长达数小时之久,深得学生的欢迎。

朱自清在白马湖的教书生涯,虽然清苦,但课堂对他和学生来说,是一种幸福生活。然而到了清华之后,他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

他的学生吴组缃在《佩弦先生》中说:“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朱自清的嫡孙朱小涛在《“匆匆”而去,“背影”长留》一文(《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24 版)中写道:

1931年到1936年的日记里,有三则都是写他夜里做梦的,奇怪的是,这三则日记所记的三个梦竟然是同一个内容:

1931年12月5日:“……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1932年1月11日:“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

1936年3月19日:“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三则日记分别写于不同年份,前两则是在英国游学时所写,后一则写于清华大学,这期间,他也由中文系代理主任正式担任主任职。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境遇,而竟做着同一个内容的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祖父做事做人本就极其认真严谨,从日记中可看出他永远觉着自己资质一般,不够聪敏,也不够勤奋努力。他不时地自我反省,自我审视。到清华大学后,心理压力就更大了。一来教非所学。他是学哲学的,但教的却是国学。二来他只是个本科生,而清华大学却是名流荟萃、大师云集之地。三是清华大学严格的用人机制和学术竞争环境。再加上他自己由中学教师升格为教授,由教授又任系主任,他自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而压力越来越大。他担心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落伍,曾几次提出辞职,想专心治学。他不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大量阅读各种书籍,每隔一段时间就制定一个读书计划。他虚心向语言学家王力,诗词专家黄节、俞平伯等人请教,借来他们的著作阅读学习。自己的日记,他也用中、英、日三种文字书写,以此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

如此看来,离开江南进入北平,朱自清虽然结束了肉体的辗转,却从未结束心灵的辗转,他后半生一直活在自己的鞭影之下,这让他身心俱乏。

于是,那个缥缈的江南,那个遥远的白马湖,便成了他心中一个唯美的梦境,一个浪漫的天国。在北方清冷的园子里,他到底惦着江南了,而江南,到底只能在魂里梦里方能抵达了。

他的“颇不宁静”,除了时代的因素,除了家庭的因素,也许更多是因江南而起,又因江南而息吧。

朱自清是个知足的人,魂里梦里能再见一见江南,园子里有这方荷塘能时时让自己见些江南的影儿,也是一种慰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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