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阅读要从“小”处着眼,往“深”处开掘【李华原创】

文学作品阅读要从“小”处着眼,往“深”处开掘

文学作品通常都是在具体事件的叙述中再现场景,刻画人物,反映社会面貎,揭示生活本质,传达作者思想观点,寄寓作者情感倾向。文学作品一般都蕴含着独特的深层意蕴、特定的民族心理与鲜明的人文精神。那么,阅读文学作品怎样才能做到火眼金睛拨迷雾,蛛丝马迹识奥秘,准确概括作品的主旨,深入发掘作品的意蕴呢?从“小”处钻探,不失为一种实用的方法。
一、着眼小道具钻探深意
文学作品中常常会闪现一些器物的身影,它们或是人物头上点缀的饰品、肩上所披的丝巾或斜挎的小包、嘴中所叼的烟斗、领口所绣的蝴蝶结、腰中所挂的长剑、手中所持的雨伞,或是墙上所贴的对联或字画、所挂的相框或帽子,或是床头边的领带、镜子、香粉盒,桌上的茶壶、瓷碗、放大镜,墙边的箱子、茶几、保险柜等。阅读文学作品时,切不可视这些器物为寻常物,更不可视而不见,轻易让它们滑过去。因为高明的作者通常会精心安排这些器物,将它们作为联结情节、刻画人物、揭示矛盾、寻找真相、洞察奥秘、传达感情的小道具。小道具虽小,作用却不能小视,因此阅读文学作品,要善于抓文中的小道具,联系上下文仔细推敲,尽量钻探出一番深意来。
契诃夫《变色龙》中警官奥楚蔑洛夫身后火红头发的巡警手中的筛子,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小道具。对火红头发巡警“端着个筛子,盛满了没收来的醋栗”,应该作一番仔细钻探。“没收来的”是些醋栗,透露出沙俄专制下老百姓生活艰难的现实,他们因为太贫穷,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可供警察先生“没收”,警察们也确实太穷了,穷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但凡能吃的东西,不管什么都要捞点回去。这就折射出沙俄经济极度萧条、物质极其匮乏的艰难现实。醋栗是“没收来的”,很奇怪啊,老百姓在自家房前屋后晒点醋栗也犯法了?抑或影响市容了?对不起,没有理由,警察见着了,就得“没收”,谁敢不从?这就隐射出沙俄专制下老百姓生活、财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严酷现状。经过此番钻探,“筛子”这一小道具的深层意蕴就鲜明具体了,它真实地呈现出沙俄经济萧条、物质匮乏、百姓贫穷的现实,深刻揭示出沙俄专制制度下警察肆意掠夺百姓财产、百姓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的乱象。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箱帘也是不可忽视的小道具。且看刘兰芝自己是怎样交待的:“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从陪嫁的箱帘数量之多,箱中物件品种之丰、档次之高来看,刘兰芝的娘家是极为殷实的。这里为刘兰芝何以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成长经历作了间接的注解。箱帘是兰芝娘家财产地位的象征。从刘兰芝在离开焦家前留下六七十个嫁帘的举止看,这种一掷千金的果决与豪气,源于她凡事能够自作主张,不受任何约束。这从她被遣回到娘家,母亲虽则“拊掌”“悲摧”,却没有对她责难、怒骂的表现能够得到印证。正因为刘兰芝在殷实富有的家庭里长大,倍受恩宠,养成了凡事自作主张、不受约束的习性,所以她能随意处置娘家财产,弃巨额财产如草芥,无须告知娘家人,不会担心娘家人的责难。箱帘能透露出兰芝的个性。从刘兰芝留下箱帘的动机看,这是她割舍不下对仲卿的感情的表现,她幻想着能够重回焦家,因担心仲卿日后变心另娶,所以要留下嫁妆,让仲卿时时睹物思人,不能轻易忘却自己。这可以从大道口分别之时,刘兰芝的坦陈心迹“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与“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中找到答案。箱帘是兰芝深爱仲卿的证明。既然留下所有陪嫁的箱帘,而严妆辞别焦母时,刘兰芝为何要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呢?其实,兰芝严妆辞焦母是一种负气与倨傲,是好强、自尊的表现。而在焦母看来,咱焦家再穷也不希罕你兰芝娘家的嫁奁,你兰芝严妆相见是对婆家的挑衅,故焦母被气得“怒不止”,对兰芝不理不睬。箱帘是婆媳矛盾的见证。刘兰芝的陪嫁箱帘虽是一个小道具,却关联着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母,牵涉着刘兰芝娘家的财产地位,刘兰芝不受拘束、张扬任性、倔强自尊的个性,刘兰芝对焦仲卿的真挚爱情,刘兰芝与焦母之间互不相让、难以调和的矛盾。箱帘背后的深意,不可不察。
 二、着眼小人物钻探深意
文学作品中除了中心人物、重要人物这些主要人物以外,通常还会写到与主要人物相关联的陪衬人物、相交往的关系人物、事件发展中的偶遇人物、未出场的熟悉人物,这些次要人物与主要人物相比,他们或因地位低微、作用微小,或因关系不密切、关联程度不高,或因出场机会少、言行表现少,我们可以统称为小人物。其实,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能够从一个侧面表现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面貌,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心理,表现出特定的社会习俗与价值追求,折射特定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本质,对读者有极大的认识价值、教育意义与警示作用,能丰富读者对于民俗风情、社会现状的知识储备,深化读者对伦理道德、人情世故、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因此,阅读文学作品要善于抓文中的小人物,从小人物自身言行表现和与他人的关系中,钻探出一番有价值的深意来。
鲁迅《故乡》中的杨二嫂是专程来鲁家捞便宜的市侩妇女。这个小人物对读者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值得探究。“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未见其人,先闻杨二嫂“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此句与“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配合起来,杨二嫂旁若无人、张扬任性、有意套近乎的泼辣性格鲜明突出。“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是“我”吃了一吓,“愕然”之中见到的杨二嫂其人,一个饱经生活艰辛、营养不良、面容消瘦而有些粗俗的底层市民形象赫然而出。对于“我”之“愕然”,虽然“我”的母亲从旁加以解释了,可是“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冷笑说:“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这是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动辄讥讽他人的尖刻性格的自然流露。“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刚才还在讥讽别人,一下子改口“迅哥儿”,自称“小户人家”,一旦有求于人时嘴巴极甜、亲热有加、曲意阿谀谄媚、甘于自贬自贱的势利形象呼之欲出。“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在自私利己要求遭拒之时,自作聪明,自显神通广大,信口雌黄,捏造事实,胡乱给人戴高帽,污人清白,毁人名誉的无赖形象入木三分。在“我”无话可说、闭口默默站着的当口,“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的絮絮自语与“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的麻利动作,令杨二嫂得理不饶人、刻薄讥讽别人、无情指责别人、挖空心思揩油占便宜的庸俗形象跃然纸上。作者在貌似平静的客观叙述与描写中,已然流露出对杨二嫂之类泼辣尖刻、势利无赖、自私庸俗的市侩式底层小市民的鄙夷与厌恶之情。小人物杨二嫂让读者形象而深刻地认识封建时代小市民丑陋的劣根性。

、着眼小片段钻探深意
文学作品通常围绕一个核心事件,用一条核心线索将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艺术性地融合成有机整体,将各色人物聚焦、铺演,共同完成一幕精彩大戏,集中鲜明地表现主题。高明的作者常常在主情节的一些小片段上巧施匠心,精心编排。我们要对这些小片段仔细揣摩,钻探出其中的深意。一般来说,文学作品情节发展过程中的小片段,在结构上有交代背景、制造悬念、巧设波澜、推动情节、埋下伏笔、前后照应、留下空白等作用;在人物塑造上有点明身份、交代言行、坦露心理、见证情感、突出特征、刻画性格、丰满形象的作用;在表现手法选用上有伏笔照应、烘托渲染、工笔白描、言浅意深、含蓄蕴藉、悬念留白等多种;在主旨揭示上有点明主旨、凸显主旨、深化主旨、拓展主旨的作用。
鲁迅《祝福》中柳妈调侃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痕并诡秘地给祥林嫂出一个捐门槛的主意的小片段,值得钻探。柳妈原本是“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可是她无意中成了杀人者。为何?一则她拿祥林嫂的不幸当取乐的谈资,这“善女人”何善之有?二则柳妈不但揭开了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痕,还四处宣扬,怂恿旁人合力“围攻”祥林嫂,无端给祥林嫂施加精神压力,压缩祥林嫂自由呼吸的空间,这是投井下石的卑鄙行为。三则给祥林嫂出一个“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的主意,祥林嫂的现实遭遇已经够凄惨悲苦的了,柳妈偏偏将祥林嫂来世的希望也破灭掉,以被阎罗王锯开来分给两个争抢的男人的悲剧恫吓祥林嫂。对柳妈荒谬无稽的捐门槛主意,祥林嫂深信不疑,满怀希望将“历来积存的工钱,换算了十二元鹰洋”捐给了镇西头的土地庙,结果依然被四婶视为不祥不净之人,不准她去拿酒杯和筷子,从而破灭了她在生与来世的希望,加速了她的死亡。在这个小片段中,柳妈和镇上的男人、女人与四婶形成了一个窒息祥林嫂的冷漠沉闷、庸俗无聊的社会氛围,让读者深刻认识到封建时代麻木、愚昧、庸俗、卑微的国民之可悲可怜可叹可恨,他们遭受了封建礼教、宗法观念、封建迷信的毒害而不觉悟,反而自愿做了封建礼教、宗法观念、封建迷信的帮凶。
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中母亲带着女儿离开神父家的小片段,意蕴深刻,值得钻探。母亲先后拒绝神父“从院子的门出去”“等到太阳落山再去吧”的提议与神父的妹妹“我借给你们一把阳伞”的好意,迎着众人的目光坦然“挽着小姑娘的手朝大街走去”。神父已经与母亲有过交锋了,对母亲的为人与性格已有所了解。作为某种宗教权威的代表,神父代表着人世的基本道德准则。神父本来是以普通人对小偷的态度来看待“小偷”的家属的,因而对母亲说“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母亲的回答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于母亲神色自如的回答,神父“感到颇为惊异”。母亲并不认为他的儿子是小偷,没有羞愧和不安,更没有负罪的心情。母亲强调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告诉过他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吃,他很听我的话”。神父明白母亲话中的意思,她的儿子是个“非常好的人”,即使他做了小偷,在母亲眼中仍然是个好人;既然她的儿子是“非常好的人”,那么,谁杀了他,谁就对他犯了罪,谁就该受到审判。可是,神父也知道,小镇上的人对“小偷”的死漠然处之,没有人去关心已被打死的“小偷”的过去,更没有人想过“小偷”是如何成为小偷的。所以,神父的两次提议,完全是出于对母女俩的关爱和悲悯,毕竟“有人把鼻子贴在纱门上往里瞧”,而且“不光是孩子们在街上,在杏树下面还聚集着一群群的大人”。可是,母亲全然不顾这些,她要与小镇人进行“对话”,她拿着墓地的钥匙,带着女儿,迎着小镇人鄙视的目光走向墓地,她要以坦然祭奠儿子的正当行为告诉小镇人,“我的儿子”是个好人,不是你们所说的“小偷”,你们无权对“小偷”判处死刑,更没有权利对他做出道德判断。母亲坦然“朝大街走去”之举,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传统道德评判的挑战与颠覆,是对高贵尊严与个体生命的清醒认识与坚定维护。正因为如此,母亲的神态自如、坦然坚强令神父羞愧不安,令小镇人慌乱,不仅粉碎了小镇人的安然、麻木、蒙昧的状态,也让读者从中深切感受到母爱和母爱的伟大,体会到维护尊严与尊重生命对于一个人、一个社会的极端重要性。
四、着眼小尾巴钻探深意
文学作品的创作主旨有时候显得比较隐晦,似乎可以作多元化理解。这时候尤其需要火眼金睛拨迷雾,蛛丝马迹识奥秘,对作品主旨进行准确概括,对作品意蕴深入发掘。有些作品带有一个小尾巴,在中心事件结束之后再发一番哲理性的议论,或是作一番类比性的补叙抒怀。这种小尾巴并非可有可无,它其实是对作品主旨的揭示、凸显、强化或拓展。那么,抓住作品的小尾巴作一番仔细钻探,有可能挖掘出作品的深层意蕴、深刻主旨。
《木兰诗》以木兰代父从军为中心事件,用主要篇幅对木兰从军的缘由、准备,奔赴战场途中的心理感受与战地的艰辛生活,立功回朝、自请还乡等相关情节,作了全方位的详尽描述。历来的教学参考资料都将《木兰诗》的主题确定为爱国爱家,认为诗作塑造了木兰从军的辉煌形象,表现木兰热爱国家、深明大义、服从国家大局,热爱家乡、勤劳善良、孝顺父母、不贪恋荣华富贵的品质。其实,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叙写完了,诗作最后补写了一个小尾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个小尾巴用的是兔子同跑,难辨雄雌的类比手法,将男女类比成雄兔雌兔,显然是对木兰代父从军之事有感而发。研读这个小尾巴,有助于准确理解诗作的创作主旨,挖掘诗作的深刻意蕴。木兰在前线军情紧急、急需补充兵员的危难时期,在“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家庭境况下,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这一偶然的机遇使她与铁血男儿们一道不畏严霜冰雪,戍边卫国,奋勇杀敌,这样一个代父从军的偶然经历使她发挥了普通劳动妇女潜在的智慧和卓越的才能。结合全诗内容来理解诗作最后的小尾巴,就能明白,诗作以轻快明朗的刚健笔调刻画出木兰有血有肉、光彩照人的女中豪杰形象,流露出作者对古代妇女的潜在智慧与卓越才能的赞美与讴歌。
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在埋葬别里科夫之后,有一个描写人们从墓园回去时的表现与抒发对现实的感慨的小尾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别里科夫活着的时候不但用套子套自己,还套整个镇上的人,他用“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的口头禅辖制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这种顽固维护旧制度,害怕新事物,扼杀新思想的沙皇鹰犬、卫道士死掉了自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从墓园回来,我们谁也不肯露出快活的感情”,而且生活很快“又恢复了旧样子……局面并没有好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作者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也将答案告诉了读者:“实在,虽然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却还有许多,将来也还不知道有多少呢!”作者强调的是,具有别里科夫这种卫道士性格的人绝对不是个别现象。只要别里科夫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还存在,反动的沙皇专制制度还存在,别里科夫这种装在套子里的人就必然继续存在。“实在”一词流露出作者对沙皇专制制度根深蒂固、守旧势力强大,人们思想禁锢之多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清醒理智的认识与沉痛悲愤的心情,作者撕开这个血淋淋的悲凉现实,意在警醒人们、呼吁人们必须彻底铲除产生别里科夫之流的社会土壤。不彻底根除沙皇专制制度,不彻底肃清人们头脑中的愚昧保守麻木思想,就不可能建立新制度,开创新生活。可见,仔细研讨这个小尾巴,就能够钻探出作品的深刻主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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